性别研究专题
生育事件中女性的身体经验与具身实践——基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调研（照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李彧白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原文刊于《社会》年第6期
摘要：
本文尝试讨论在民族地区生育医疗化的背景下，当地的女性如何呈现自己的身体经验，如何围绕生育身体展开具身实践，又如何在实践中理解并建构起与母职相关的性别角色。“面向记忆的具身实践”“面向日常生活与家庭关系的具身实践”和“面向医疗技术的具身实践”是她们感受、呈现自己的身体经验并围绕生育身体进行实践的三个角度。在当地，医疗化的生育过程并不是单纯的医学过程，而是技术、文化、关系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女性通过实践尝试调和传统、家庭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对母职的理解和建构。
问题的提出
本文希望
身体的实践方式是从既有的社会传统中生发出来的，因而在不同的社会中，人们使用身体的方式会有鲜明的文化差异。莫斯（：79-84）用”身体技术“指代不同社会中人们的身体实践方式，他认为，身体技术是传统的、有效的、习得的。人的一生其实就是通过训练获得为社会承认的身体技术，从而表现自我并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林晓珊，）。身体技术不仅是从既有社会传统中习得的，也是社会记忆得以传播和保存的载体（康纳顿，）。从个体的角度看，这种实践不仅是对既有社会文化传统的内化，更通过行动表意出个体对情境和社会角色的理解，进而维系了个体身份认同与社会角色的统一（威廉姆斯、伯德洛，）。也就是说，身体作为行动的要素，是社会互动与自我认同的来源，而社会正是综合这些身体技术的媒介和结果（Frank，）；同时，身体又受到社会的形塑，即社会角色、互动情境、参与者属性等因素决定着身体的呈现。换言之，身体的实践具有习得性，而且会因社会情境和文化而异。这种实践往往是社会性的，主体在不同的情境中通过“穿着、举止、运动与位置、音高、挥手或致礼等身体姿势、脸部装饰、明白的表情”（Goffman，：33）等对身体进行管理和控制的行动来表达主体对于自我社会角色的理解。
“具身”（embodiment）是一种弥合诸如自我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等多种二元对立的视角，它不仅强调身体本身在人的认知与行动中的作用，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