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柳叶刀》发布的一个研究结果表示全球人口在年会达到顶峰，此后开始下降。到了年，全球有23个国家人口可能减少一半，例如韩国、日本、西班牙。这个预言主要以目前的生育率为核心。
“生育率”指的就是某个时期新出生人口与育龄妇女之比。同样数量的育龄妇女，新生儿越多，生育率就越高。
对于未来世界人口减少，有网友表示这样可以减轻地球的负担。有人则认为人口变少会带来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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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低生育率敲响警钟
从全世界来看，年时，我国生育率跟发达国家差不多，至今仍未明显改善。中国可能因为低生育率进入一个尴尬甚至棘手的状态——未富先老。
年，我国开始推行计划生育*策。计划生育之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跌至2.5左右。从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就低于2，也就是平均1个妇女生的孩子不足2个。
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就算年国家放开二胎，生育率依然徘徊在1.6的样子。要知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妇女一生能生育五六个孩子。这个落差是巨大的。从世界经验来看，如果这个数字跌倒1.5以下，我国就会进入“低生育率陷阱”，很难提高生育率；如果跌倒1.3以下，至今没有哪个国家成功逆转过。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走势（来源：快易理财网）
但人会生老病死，只有保持一定的生育率，人口才不会越来越少，平均每个妇女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维持正常的人口更替。如果我国生育率没有提升，人口数量就会达到一个高峰然后下降，尤其是年轻劳动力在全国的比例会降低。
-年中国、美国生育率对比（来源：快易理财网）
不少研究者已经敲响了警钟：联合国曾预测中国会在年开始进入人口负增长，而社科院在《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认为中国人口在年出现负增长。
从世界人口综述公布的数据来看：年，全世界每名妇女平均生育了2.4个孩子。在个统计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了1.个孩子，处于第名，比上一年排名跌了7名，世界排名越来越低了。相反，处于第一位的非洲国家尼日尔平均每个妇女能生大约7个孩子。
年中国生育率处于世界第名（来源：网易）
未来，全球人口减少，一大原因就是亚洲人口的减少，例如中国。按目前形势发展下去，中国将用更短时间进入老龄化社会。将来，社会养老、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受到不良影响。
生不起娃的城市女性
*策、经济水平、文化民俗、教育水平等都能影响生育率。总得来说，进了城，生娃就更难了。
北京大学教授梁建章表示：我国城市化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其中，城市女性的生育成本最高，城市家庭更难生孩子。城镇化综合了多种因素，影响生育率。
虽然我国的总体生育率还没有到世界最低，但是城市的生育率已经在世界最低梯队了。
以首都北京为例，年，北京市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娃0.71个，比当时的韩国首尔（0.84）、日本东京（1.21）、美国纽约（1.65）、英国伦敦（1.73）都更低。年*府出台“单独二孩”*策，年该数字上升到0.85。但是，近年来北京市生育率依然在1以下，本科以上的女性生育率更是低得惊人。
北京只是城市的缩影。城乡生育率的差距使得我国的生育率主要依靠农村，城市渐渐成为一个人口黑洞，吸收周边县城、乡镇的人口进程。这也是最近几年城市“抢人大战”愈演愈烈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城市生育率如此之低？因为城市养娃的负担太重了，尤其是女性承担的压力，养娃难而少生甚至不生。
以高房价、高教育成本为主的经济压力是城市家庭肩上的大山。进入城市，就进入新的教育竞争圈：城市养育观趋向于“少量高质”，需要家庭投入大量的金钱、精力，譬如辅导班、素质教育。再加上动辄几百万的房子，家庭必须有足够的稳定的经济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指出，无论是在教育方面的绝对消费额度还是在家庭总消费占比，城市家庭都超过农村家庭。
这一切，哪怕对于城市土著家庭，没有拆迁也是不小的压力。而新城市人既没有原生家庭的支持，也没有农村家庭用得上的宅基地自建房，他们成为经济上最脆弱的一类家庭。
以一二线城市一套大约万的房子为例，需要七八千每月放贷。而北京、上海这样的高收入城市，月入过万也只占35%左右，如果夫妻双双月入过万那是很幸运了。再加上养娃、赡养老人以及日常支出，妈妈如若不工作，很多家庭可能入不敷出。
因而，中国的双职工家庭占比处于世界前列，女性就业率超过70%，也处于全球领先水平。而隔壁日本女性就业率仅为30%多。
世界各国女性就业率
抚养后代需要大量时间、精力是女性生不起孩子的关键。传统文化和社会期待都倾向于女性照顾孩子。而且，中国的幼托行业不成熟，妈妈休完98天法定产假就要重返职场，在工作与家庭之间奔忙。
虽然“中国式养娃”使得老人隔代照顾孙辈。但是，老人也是需要照顾的，一旦老人面临健康问题，夫妻的在经济和精力上将难以分身。此时，女性往往被人期待照顾家庭，而她们如若在没有工作的情况离婚后，制度并未像欧美一些国家给予她们赡养费。
在万难中，她们必须工作，保持生存能力。
城市女性面临家庭、工作的艰难挑战：作为家庭的一根支柱，她们不能失业，同时要照顾家庭。在中国，约42%的女性表示自己是承担家务较多的一方。但她们还面临诸如性别歧视、就业歧视等问题。
从年的一份调查来看，女性明显比男性感知到更多的性别歧视，尤其是大龄未婚女青年、已婚未育女性。一些企业为了效益，不雇佣或解雇大龄女青年。事实上，不少女性在26岁左右就开始受到职场性别歧视。一些女性为保住饭碗甚至表示“不婚不育”，以减少招聘方的顾虑。
《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数据
生娃可能让妈妈职业晋升更难甚至失业。这也是二胎*策后，反响不大的一个原因，缺乏保障让妈妈陷入更难境地。
知乎话题讨论
同样贫穷的家庭，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城市的家庭不敢生娃、农村的家庭可能相反。城乡区别比贫富差距更能影响生育率。
总体上，城乡区别比贫富差距更能影响生育率，城市女性在多方压力下生育意愿降低。城市中错过生育年龄未婚未育的女性，不再有后代，这是一代人的缺失。
国家可以做什么？
那么，国家可以做什么，减轻城市的人口黑洞，让女性生得起孩子呢？
从家庭出发，社会需要一套围绕着降低家庭生育成本的方案；从女性作为母亲、工作者、妻子的多角色出发，她们需要解决生育上的主要矛盾，“家庭-工作”的精力分配是问题核心。
社会文明发展至今，历史趋势不会走倒车路。德国、日本挽救生育率的事实证明，企图让女性回归传统家庭角色、减少她们与社会的联系是不可行的。
分担女性照顾婴幼儿的负担是最重要的出发点，因为照料孩子是女性面临诸如就业歧视、性别歧视等问题的源头，而这些问题降低生意意愿。10月怀胎和生产过程并不会长久持续。但照料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在0-5岁阶段。
首先，国家需建立幼托体系，公共幼托机构应作为一项社会基础设施，国家承担成本；市场性质的幼托体系作为补充满足个性化需求。
一些国家曾将照顾婴幼儿的成本转嫁到女性的就业平台，譬如令各企业和机构延长妇女的产假、抚育假。但给予的支持不足，一来，这增加雇佣方的负担，以利润为导向的企业可能在选择面试人员阶段就无形中排除女性；二来，如果女性长期未就业，存在工作技能退化、受到更多就业歧视。相比于就业连贯性更好的男性，女性单方面的长产假，对比之下反而是一种就业劣势。
而国家是公共机构，调配资源，非利益导向，只有以国家为底盘建立幼托机构才是可行的。市场化的幼托机构在成本、市场竞争、利润导向下难以普及广大民众。
再者，在产假、抚育假上有这两种可取的方向：一是让男女假期差别减小，一个家庭诞生婴儿，男性也有产假，夫妻轮换休假，提升社会效率。二是在提升女性假期的同时，给与女性就业支持，如专门给予产后女性就业机会、给与技能培训等；同时给与企业可接受的补偿激励。例如，在挪威、瑞典等欧洲国家，父亲也有产假，需要停下工作照顾儿童。
给企业补偿激励涉及到第三个大的解决方案，即财税激励*策。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投入资金越多，生育率回升越多。但财税激励需要持续的、大量的资金投入，这使得我国面临矛盾性挑战：如果参照欧美标准投入，我国财力支撑不足。
因此，我国在财税激励上只能在迫切领域针对性投入，并调动社会力量支持。社会力量譬如单身税、社会抚养费加入生育基金。针对城市的低生育率，诸如税收减免可更多刺激城市高收入人群。
从长远来看，国家应想办法降低城市家庭生活压力，尤其是住房压力。从年上半年数据看，住房第二大支出大，并城市家庭中接近第一大支出。这项支出减少一小部分，家庭的经济紧箍咒就松一些。况且，在“有房才有家”的传统观念下，单身青年的结婚率也有望提升。再者，国家可进一步放松计划生育*策。目前二胎*策效果并不明显，说明国民的生育意愿已经很低了。
中国城镇化水平仍有提升空间，生育率问题已凸显。无论是公共幼托体系还是女性就业支持体系，或是财税刺激*策，都需要国家的财*支出。但庞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我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使得我国面临较大挑战。
提高生育率，国家有“可为之处”，也有“难办之处”。生孩子，最重要的是让女人们想生、生得起！唯有赶在居民总体生育意愿还有挽救余地前，抓重点，有的放矢才能有成效。
（原创作者：）
参考资料：
1.《年世界各国生育率排行榜》
2.《梁建章：中国城市人口生育率世界最低，要大幅度降低育儿成本》
3.《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发布两成女性称就业遭严重性别歧视》
4.《中国女人到底有多累？看完大数据我惊呆了》
5.《张晔、刘志彪
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
6.《年上半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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