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与FDI区位选择
摘要：中企对外直接投资力度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投资的影响越来越凸显。为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选取2001～2012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对外进行直接投资的84国家（地区）的数据。运用条件logit模型分析了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的作用，以及东道国工资水平因素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的影响。计量结果发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富有劳动力的国家，并且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中国论文
关键词：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劳动力数量；工资水平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5）21005103
1相关文献述评
国外相关研究述评。国外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理论主要有两个：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和Dunning的折衷理论。内部化理论认为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价格上的比较优势，文化差异和成本因素是东道国对外投资区位选择主要的决定因素（Buckley&Casson，1976，1981，1999）。Dunning的折衷理论则认为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是东道国的区位以及资源优势，包括基础设施、成本因素、市场因素、文化、语言、习惯等的差异、投资刺激、投资环境和投资障碍等因素。而其他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Woodward and Rolfe（1993）认为市场和成本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市场容量和运输成本是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Chung and Alcacer（2002）认为企业的学习是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动机；Zaheer（2005）则认为对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在不同行业所受到的影响因素也会存在差别；巴克利（2006）认为东道国的资源丰富程度以及文化的相似程度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由于研究起步较晚，因此国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现在还处于初级阶段。多数研究只是进行了理论性的分析（谭晶荣、周英豪2005；张为付2006），阮翔、赵建华（2004）应用引力空间模型解释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分布情况。程惠芳、阮翔（2004）采用引力模型阐述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倾向于地理距离相近、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而谭晶荣，周英豪（2005）采用层次结构分析法研究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受到东道国与我国文化差异性、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东道国私有财产保护以及东道国生产效率方面的影响。
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现状分析
据《2013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自2003年中国对外贸易司发布年度对外投资数据以来的11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不断增长，2002年到2013年的平年均增长率达到了39.8%。公报显示，在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直接增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078.4亿美元，并且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而这是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较上年增长相对低迷的背景下取得的。
除此之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的国家和地区也得到极大拓展。截至2013年底，中国1.53万家境内企业和投资者在境外设立了2.54万家海外子公司，分布在全球184个国家和地区，较上年增加5个；中国对外直接净投资（存量）达到了6604.8亿美元，位居全球第11位，较2012年排名前进两位。
公报显示，2013年，除了对欧洲地区的投资出现小幅下滑以外，中国对其他地区的直接投资均呈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对拉丁美洲、大洋洲、非洲、亚洲分别实现了132.7%、51.6%、33.9%、16.7%的快速增长。
总体来讲，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从投资区位分布的国家和地区十分广泛。我国企业最初选择的是我国香港、新加坡等地，那是由于这些地区与我国大陆的文化及民族传统相近，然后渐渐扩大到亚洲的大多数国家，再到遍布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即在区位选择的过程当中，企业经历了一个由近到远、由熟悉到陌生的渐进式过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过程，是因为邻近的文化理念及地理位置有利于积累丰富的投资经验，以便进行组织学习，并充分发挥自身原来的优势，从而避免“外来者水土不服”，也为企业进一步开拓疆土打下基础。
二是投资选择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拓展，这种情况在制造型以及资源依赖型的中小型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亚洲和拉丁美洲一直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地区，两个洲合计占投资存量总额的比例高达88%。
3研究设计
3.1变量的选取
因变量――对外投资选择（Choice）。
数据选取的因变量为2001-2012年期间对应于样本企业每一次在国外建立子公司，国家（地区）被1417家中国子公司选中作为投资地区的情况。如果这个国家被选中，取值为1，如果没有则取值为0。
自变量――东道国的劳动力规模（LF）。
Lucas（1990）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对FDI的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2002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140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人力资本水平与外国投资流入规模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可见，东道国人力资本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他国家投资流入的规模。Noorbakhsh（2004）等人以劳动年龄人口的小学教育时间、中学和高等教育时间总和这两个指标作为人力资本的代表变量进行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和流量对于外国投资流入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考察时间纬度越长，正向影响越显著。
而一直没有学者对东道国的劳动力规模对投资选择的影响进行研究，而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决定了这个国家劳动力供给的能力，劳动力供给越充足越有可能带来投资。 H1：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选择与东道国劳动力人口数量有正向关关系。
调节变量――东道国的工资水平（SLA）。
Dunning（2000）指出，以劳动力成本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生产成本，构成了区位优势的重要内容，较低的工资水平使得向该市场的投资比在国内市场投资或者其他外国市场投资赢利水平更高。而Krugman（1991）认为，外部规模经济导致一种产业在特定区域的集中，因此将生产转移到低工资水平发展中国家并不总是许多跨国公司的第一选择。Pain（1993）使用英国20年的投资数据，建立起FDI的供给决定因素模型，检验并表明了工资水平对FDI的显著影响。Summary等（1995）、Hanson和Slaughter（2001）、潘镇（2005）的研究也均表明了低工资对吸引投资的显著作用。白骅懋（1997）则以中国为例，研究了工资水平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东道国的工资水平越高，它所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量就越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东道国的工资水平来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调节变量，并作出以下假设：
H2：东道国工资水平对东道国劳动力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两者关系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3.2模型
本文采用条件logit模型来研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区位选择（MacFadden，1974）。条件logit模型属于定性模型，该模型很好的解决了样本企业部分数据难以获得的问题，因此被普遍用来研究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Head et al.，1995，Head and Ries，1996；Chang and Park，2005）。
假定在时间t（年），每一家中国企业面临一系列的备选投资地（J=j，i，…n）。地区j（国家或地区）可以给在当地建立子企业的企业V带来∏效用，且jt=βXjt+εjt，其中，Xjt为投资地的经济特征向量，β为待估计的参数，εjt为地区j不能被观察到的特征。如果j地可以给企业V带来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效用，则V选择j地的概率为：
Prob（jt>it）i≠j（1）
那么，根据 MacFadden（1974）。企业V在时间t年选择j地的条件logit最终表现形式为：
Probjt=exp（βXjt）ni=1exp（βXit）（2）
4实证结果与分析
利用2001-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5137家企业共分布于84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料，采用条件logit回归模型，本文将考察东道国劳动力数量对投资选择的。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本文检测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
表1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表。从相关系数表中，可以发现劳动力与人均工资水平相关性很低（-01603）。在后面的分析当中会分别将这两个变量加入模型当中，其他为控制变量。
从表2中可以发现，解释变量（劳动力数量）（b=0.329，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