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了休干什么
带着文件包坐上出租车，好事的司机会问：“老先生还没退休啊？”我立即语塞，感到一种窘态。其实老人忌讳讲年龄，我是从母亲那里懂得的。母亲从来不过生日，不是怕“折寿”，而是怕“露穷”，但是忌讳讲年龄则是到了老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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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这并非“国粹”，而是一种国际现象。十年前回莫斯科大学，到当年的俄文老师家里拜访，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回顾四十多年前的往事，接着也抱怨随着岁月而来的疾病，但当我顺着她的话讲了句俄国谚语“老年不是福分”时，老太太几乎要跟我翻脸。
恭维老年人的诀窍，恰恰是要“避老就轻”。“七十多啊？你骗谁去，哪像啊。顶多六十。”那就对了。但是再怎么恭维，千万不要设年龄上限，那又是忌讳。传说胡适先生说话向来谨慎，但有一回恭维齐如山身体好，说“您老一定可以活到九十岁”。不料齐老大发雷霆：“我又不吃你的饭，凭什么规定我活多少岁？”其实后来他在台湾去世时，离九十还差三年。
大凡叹息“余生也晚”的人，都是上岁数的。可不，甭说孔夫子，连孙中山也没见上，当然“晚”了。在历史的长河里，活着的都是年轻人。其实历史上“老年”的标准也是变的：苏东坡说“老夫聊发少年狂”，陶渊明“策扶老以流憩”的时候，都不过四十上下，摆在今天还可以申报“杰出青年”，而在宋、晋朝已属老年范畴。今天的标准全变了，上海人说“九十弗希奇，八十多来西，七十小弟弟”。
但是，长寿也有长寿的问题。我们这一代的老人，年轻时候忙工作，没有养成什么留到退休以后从事的爱好，社会上又缺乏相互交往的社团之类;没有家庭负担的老人，除了“太极拳”“大妈舞”，还真的没什么事干。这种现象在知识分子中尤其突出，退了还能再返聘几年、“软着陆”的人，终究是少数。尤其是做科研的，有人干了一辈子，到退休时才弄明白应该怎样研究生活。
当前中国的退休一族，他们经历得实在太多了，很少有一代人，能亲身经历如此不同的时代;很少有一个国家，会在人的一生中发生如此频繁的价值观念翻盘。这里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够得上写一部小说，留给嫌生活太平淡的后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