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联合日报」
□本报记者 吴钦景 宋晓雨 王楠楠
侯风云
从降低教育成本
到推动社会公平
自年放开全面二孩，再到今年放开三孩，我国人口政策随着经济形式而变化，这标志着我国从“限制生育”进入“鼓励生育”的新阶段。
“三孩政策出台后，我们对育龄青年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只有6.67%的人有意愿再生。这说明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虽然国家允许生三孩了，但许多人并不想再生，有一孩甚至都不想要二孩，更何况三孩？”调研得出的结论，让省政协常委、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侯风云感到担忧。
为什么适龄青年不愿意生孩子甚至连结婚都不愿意呢？“我们对影响生育的因素进行了调研，从调研结果看，民众普遍认为养育孩子的物质成本太高，人们担心‘生出来却养不起’。”侯风云说。
这个养不起，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这些年呈现出来的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因为人们都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个所谓的起跑线就是良好的教育。”侯风云分析认为，家庭教育支出陡然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办教育资源不均，课外教育支出增加引起的，许多家长花了钱还心疼孩子补课辛苦，孩子全面发展受到极大影响。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各地政府跟进落实，力度可谓不小。
“但需要警惕的是，我们发现，许多课外教育在整顿中由公开转为地下，从班额辅导转为一对一或者一对二辅导，家长负担成本更重。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课外教育有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侯风云毫不讳言地表示，降低教育成本需要从课外教育需求上施政，而课外教育需求旺盛的原因，莫过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以及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侯风云建议，近期的施政重点应是通过切实措施，均衡分配教育资源；长期的施政理念和措施，则应力求各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使各行业的社会保障，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各种劳动权益和社会保障得到落实。
“这样家长和学生就不会再千方百计地选择课外教育投入，课外教育需求自然降低，教育成本大幅下降，家长的焦虑感也会随之烟消云散，生‘娃’的意愿就会大幅攀升。”侯风云说。
连方
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优生优育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三胎政策正式通过了。由于担忧生育、养育、教育等方面的成本过高，部分年轻人表现出了“不敢结婚、不想生育、不敢生育”。
“生育率增长或降低，生育意愿、生育能力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从事妇产科工作40多年的省政协常委，山医院妇产科主任、生殖与遗传中心主任连方进一步分析道，目前我国三孩育龄夫妻主要是八零九零后人群，这部分人群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精神压力较大，以及不良生活习惯导致不孕不育发生率有所提高，加之目前国内辅助生殖手术渗透率不高，助孕技术费用昂贵，无形中降低了小两口要三孩的打算。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数据，“十三五”时期，20-34岁生育旺盛期妇女规模年均减少万人，年同比减少万人。连方表示，“年轻育龄妇女婚育推迟导致育龄妇女规模减少。从生理上来讲，女性最佳生育年龄是24岁到29岁，到32岁开始缓慢下降，到35岁则出现折棍下降现象。”
此外，连方认为，高龄产妇生育风险增加也成为很多夫妻不想生三孩的“拦路石”。“不管怎样，高龄意味着人体器官的老化，容易出现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和胎儿宫内生长受限等来自妊娠的并发症。”
如何增强群众生育意愿、提高生育能力，释放生育政策潜力？连方建议，放开生育三孩，相关政策措施也应配套、衔接。“要完善生育保障制度，增加生育保险覆盖面和报销比例，将生育保险拓展至生育福利，将覆盖对象从就业人员涵盖至所有女性。尽快将助孕技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减轻家庭生育的经济压力，减少家庭的后顾之忧，更好地释放生育潜能，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预计高龄和多产次孕产妇将有所增加。连方认为，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强化婚前孕前保健，加强产前筛查和诊断。对育龄妇女开展围孕期、孕产期保健服务，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知识宣传教育，提升带动辅助生殖技术的接受程度，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治疗。
张法水
用政策“硬约束”
释放生育意愿
优化生育政策，一头连着家庭幸福，一头连着国家发展。“在落地的过程中，夯实每一个环节，让每一项制度安排都熨帖人心，才能最大程度释放出优化生育政策的积极意义。”作为一名法律专家，省政协委员、山东法策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法水从法律角度和配套支持政策层面，表达了他的观点。
“对当下的职业女性来说，经济收入和个人价值的双重意义越来越凸显。”张法水认为，在目前社会竞争激烈的背景下，女性就业不仅能支持家庭的消费支出，同时也满足了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必然需求。
田甜今年32岁，在济南一所小学担任教师工作，已有两个宝宝，父母也都身体健康。就她的自身条件，“养不起”和“没人带”的问题并不突出，是否生育三孩，主要是基于精力分配的考量。
“从田甜的犹豫和矛盾中不难发现，现在的职场女性对于子女教育和自身职业的追求已今非昔比。”张法水分析，一方面，女性在工作中有更高的责任意识和自我要求。另一方面，现代育儿越来越科学化、精细化，多养一个孩子绝不再是“添双筷子”的事。“孩子的心理健康、兴趣爱好的培养和学业辅导，都要父母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此背景下，若要女性释放更多的生育意愿，三孩政策的配套措施必须照顾到女性在母职之外的角色。张法水解释道：“政策的设计者应尽可能的考虑到女性既有母职的角色，还有社会角色，尤其是职业角色，相关的配套政策只有让女性兼顾不同的角色，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有不少网友抱怨，由于雇用女员工要承担更多的人力成本，招聘时偏好男性仍是一些用人单位的“隐性共识”。“要破解这一难题，应继续加大‘硬约束’的力度。目前我国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中，过于零散和碎片化，可操作性不强。”张法水建议，要系统性解决就业中的育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就应加快制定实施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推动实施三孩生育的相关政策，将妇女在求职应聘、在岗怀孕、产后返岗等各个阶段面临的性别歧视纳入劳动保障范围，减少女性因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为促进妇女平等就业提供法律保障。
赵红
探索家庭互助式托育新路径
“三孩生育政策来了！”消息一经发布，随即引发社会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