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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文
建设理性人
“中国的老龄人口已经有两亿六千万，老龄产业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业，它带来了多样化的需求。正因为中国市场的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这样一个广大的市场也必然会给外国企业的产品、服务乃至于投资创造更多机会，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开放的。”
3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后，答记者问时指出。
目前，从64岁以上人口比例所代表的老龄化程度来看，中国的老龄化率相当于日本90年代的水平，且老龄化率加速的趋势与日本也极为相近。
尽管我国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老龄化的不同特点，呈现出高龄劳动人口占比高及“未富先老”特征。
但从整体上讲，日本的老龄化时期发展特征对中国的老龄产业研究仍极具参考价值。
中国老龄化趋势接近日本
日本自0世纪70年代进入老龄化阶段，目前已经是人口万以上国家中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的国家。
从人口结构看，日本-年老龄化上升趋势较为缓慢，64岁以上人口占比从7.1%上升至11.9%，而年后，日本老龄化进程加快，到00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至8.4%。年日本首次出现了少年人口低于老年人口的现象，年日本总人口首次出现了负增长。
老龄化背景下日本经济增速也逐渐放缓。日本70年代基本完成城镇化，家庭收入快速增长，国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70-90年代日本经济在石油危机中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经济增速呈现中速增长，日本这一期间虽然GDP增速持续下台阶，但人均GDP快速增长，并成功步入发达国家行列；90年代后，日本人口经历了从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再到超低生育率的转变，经济进入了长期的超低增长阶段。
日本人口出生率从年前后开始下降，但在当时其下降的速度比较缓慢，下降速度加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年之后。二战后女性地位的提升、女性学历升高及工作机会的增多，使得晚婚晚育及少子的倾向加强。而年之后，日本经济不景气，社会收入差距较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不婚不育”或“婚而不育”，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统计，年日本女性在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为37.9%，年增加到40%，到年达到了44%，日本女性的就业率逐年提升。
64岁以上人口占比
根据联合国人口署数据，中国00年的64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08%，超过7%的临界点，中国进入老龄化阶段。从老龄化程度来看，截至年，我国64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1.5%，大幅低于日本、德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大概相当于日本90年代、德国60年代水平，处于老龄化初期阶段。
但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我国64岁以上人口占比的上升速度，还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速度，我国都明显快于美国和德国，基本与日本的速度相当。
亚洲国家老龄化速度较快可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近五十年来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人均寿命大幅延长；二、亚洲国家在移民政策上普遍相对保守，加速了国内人口的老龄化过程；三、亚洲国家受教育程度高，但在全球化分工中主要参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本回报更高的背景下贫富分化加大，叠加文化的因素，生育率的下降速度相对较快。
除了老龄化速度与日本接近外，我国特殊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老龄化的不同特点。
在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保持在.6左右，但是年以后总和生育率降至1.8左右，已经低于人口置换水平。与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提前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并呈现出高龄劳动人口占比高，以及“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等特征。
但另一方面，国内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受到政策的影响较大，虽然也有教育程度提高后的自发因素，但可能仍存在一定可逆性，生育政策放松后，国内生育率有可能出现小幅提升。
日本老龄化社会有何特征
人口变化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老龄化对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社会消费、储蓄、投资行为，及生活方式的改变。
宏观层面，最直接的影响是日本的人均产出在90年代后停滞不前。在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背景下，日本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社会保障费用膨胀、经济发展缓慢等问题，出现了“失去的三十年”。随之出现了低增长、低通胀的经济环境，以房价和十年期国债利率为表征的资产回报下降。
90年代以后，日本企业投资意愿下降，消费对GDP的贡献提升，1年至年，消费占GDP的比重逐步从53%提高到59%。但从结构上看，70-80年代是日本人均GDP提升带动的消费升级，但90年代后，人均GDP规模并没有太大增长，但消费比例增加，其中食品、服装等必选消费整体占比下降，医疗、教育娱乐、房租等服务性消费整体占比明显提升，进行了以服务业为导向的二次消费升级。
一国的储蓄水平反映了该国的资本供给能力，日本的储蓄率自年起便不断下降。至年时日本总储蓄占GDP的比重降至0%，比起年时的35%下跌了15个百分点。日本的低储蓄率或许与日本90年代以后的失业率偏高有关。
失业率提升，叠加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居民资产负债表被破坏，负债率大幅上升，对日本居民的储蓄率产生不利影响。根据经济学理论，家庭可以分为流量受限和不受限的家庭。流量受限消费者只能消耗储蓄，原因是他们没有其他可变现的财产，或是没办法借到钱来维持最优化其效益的消费水平。日本政府年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年以后，日本流动性受限消费者的数量占比明显增加。
日本失业率在90年代大幅上升
经济增长停滞的后果在微观上表现为居民收入长期得不到提升。由于经济长期面临“通缩”压力，日本员工工资长期没有增长。8-年期间，上班族的平均薪资是下滑的，这一时期贫富差距也有所扩大，中低收入阶层（收入万日元以下）占比上升至78.9%，中上收入阶层占比下降至1.1%，且中产阶级加速向两头分化，“M型”社会初现雏形。
-年，日本经济复苏推动企业盈利增长74%，雇员工资上升9%，企业盈利增长幅度仍高于工资幅度。而日本企业也更多地通过雇佣兼职员工，而非全职员工，或者给现有员工增加奖金而非加薪，来延缓劳动力成本对企业盈利的压力，因为兼职员工的工资水平低于具有合同保护的全职员工水平。全职劳动者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从年的84%下降至69%，-年，全职员工的数量仅增加1%，而兼职员工增加了11%。
社会组成方面，“低薪”导致年轻人的“供给”减少，表现为降低生育率，从而使得日本的独居家庭增加，核心消费人群是“单身贵族”。据日本年国情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一共有万户家庭，其中独自成家的户数有万，占比3.4%，而夫妇与孩子共同组建家庭的户数是万，占比7.9%，独自成家的家庭已经占了大部分。独居家庭的增多增加了对小分量商品的需求，百货商场逐渐衰落，并发展出了便利店这样的零售业态。
为解决日本经济的长期通缩，90年代后日本政府采取增加公共支出、扩大基建投资的措施刺激经济，并通过大量发行国债融资来弥补税收收入的不足。特别在01年之后，大力推行以“安倍经济学”为代表的新政，结合了灵活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增长战略，试图重振日本疲弱的经济、终结长期通缩和缩减公共债务。截至年，日本政府杠杆率超过00%，但在低增长环境中，并未产生明显通胀。
尽管努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老龄化社会持续转型升级的方向，但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老龄化对资源的消耗也提升了转型的难度。
年日本央行原行长白川方明在第九届中日金融圆桌闭门研讨会上，曾对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保持高增长发表了另一个角度的看法。他认为，在老龄化情况下，社会整体就变得更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