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协会发布的《中国不孕不育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不孕不育发病率从20年前的2.5%-3%攀升到12.5%-15%。在我国，随着生育年龄的推后，环境、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不孕不育患者数量已有万左右。
互联网上一些女性宣扬“不婚不育保平安”，现实语境中，生育焦虑却在真切地困扰着另一批人。更为严峻的现实是，孕育后代对于一些家庭而言，渐渐变得有些像是奢望。
一面是不孕不育高发，就诊之路无比曲折；另一面是生育热忱和传宗接代的社会观念。中间不断被撕扯的是一个个家庭，巨大的矛盾下，辅助生殖被催热，试管中有焦虑也有希望。
“这次真的是最后一次。”
在扎了快针之后，39岁的徐恩下了最后通牒，既是对丈夫，也对仍然心有不甘的自己。这些年，为了要一个孩子，她承受了很多肉体上的痛苦，放弃了对事业的追求，辗转多地求医。她想，马上40岁，是接受现实的时候了。
谁在承受生育之苦
生育从未如此复杂。一方面，它是一个小家庭的隐私；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大家族的血脉延续。往大了说，还关乎社会的未来。而在中国，“不想生”的低生育意愿和“不能生”的不孕症，两者正以荒诞又不失逻辑的方式共存。
时间倒退12年，9年刚结婚的徐恩和丈夫没着急要孩子，夫妻俩享受着二人世界的甜蜜。他们在山东某上市公司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升职就摆在眼前，职业带来的成就感唾手可得，“虽然那时我已经快28岁了，但还处在追求自我发展的阶段，想过两年再要孩子。”
与徐恩有相似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女性接受教育的年限延长，毕业后找工作、适应职场，初婚初育年龄势必“水涨船高”。“年龄越大，不孕发生率越高。”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凌秀凤介绍，10年前，江苏育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是26岁，现在则推迟到近30岁，而医学上最佳生育年龄是24岁至29岁。“所以说有时候父母催婚、催生是有道理的，从身体角度来说，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是对的。”
徐恩也没过分在意，她曾认为怀孕生孩子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作为高学历的职场精英，她习惯了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可控的，也是可以通过努力达成的。等过了两三年后她真的想要孩子，让甜蜜的家庭更完整时，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怀孕，就是她生活中那件充斥着概率、充满不确定性的事情。
“我和丈夫做过很多孕前检查，明明各项指标显示一切正常，迟迟要不上孩子的，为什么是我呢？”作为一件到了“高龄产妇”才开始考虑的事情，生育的残酷之处暴露无遗：一旦发现问题，留给徐恩的时间窗口通常不长。
因为始终查不清原因，徐恩又翻阅了不少资料，最后决定“北上”。她收拾行李，带着妈妈和丈夫，风尘仆仆赶去北京最有名的生殖中心。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决定走上试管之路。
“先打针降调，看指标怎么样，到时候来促排。”北京的医生给了方案，一场长期攻坚战看上去不可避免，医院对面租了房子，和妈妈安心住下来，把丈夫赶回去上班。
真正进入生殖中心，徐恩才看到，原来不孕不育的人群竟这么庞大！医院号源紧张，她总是能起多早就起多早，因为一不留神晚去一会，取号的队医院门外。凌晨4点多，在小书包里装好纸巾、水杯、面包，拎起小马扎，徐恩和妈妈兵分两路去不同科室签到排号。“5点签上到，才能保证取到前50以内的号。”想起那段经历，徐恩苦笑。
常规检查、血尿、肝功能、激素、白带、宫颈……检查单子掐在手里，医院跑上跑下，在每项检查中间，等待也是常态。
徐恩到现在都还记得，诊室门外医院宣传片就是《猫和老鼠》。“来来回回那几集，情节都快要背下来了。”看着那只被耍得团团转却总抓不到老鼠的傻猫，她笑不出来。
等检查都差不多时，马上要进行取卵手术。这还是她成年后第一次进手术室，表面上装作不太害怕，但内心抖得如筛子。
“我真的不想回忆。”打了麻药，徐恩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减轻了生理上的痛感，但无法消除内心的羞耻、紧张和恐惧。
徐恩一共取出了20颗卵泡。3天以后，医院会通知她和丈夫，他们的卵子和精子有没有结合成受精卵，“像学生查成绩一样的，医生会告诉你，现在取了多少个卵泡，培育成多少个受精卵，质量怎么样。”
她的“成绩”不差，从她体内取出的这20个卵子最终配成了10多个受精卵，养成囊胚，“那时候期待值很高，觉得第一关闯过了，可以移植了。”
接下来就是检测子宫内膜的厚度，看是否适合移植。抽血、验血、做B超，刚开始三四天检查一次，越到手术前检查越频繁，隔医院报到。
时间不长，徐恩的两侧手臂就布满抽血的针眼，青青紫紫一片。
当然，经历过取卵手术、移植手术，这就是“小巫见大巫”。“第一次扩宫口的时候整个人特别抵触，后来做多了，就放弃抵抗了。”为了孩子，她只能一再承受。
然而天不随人意，前后6次移植手术，没有一次成功。不断的失败让一向理智的她渐渐情绪失控，“说实话这种痛苦很难用语言形容，它不会在某一个特定节点爆发，而是一直绵延不断，好像上山下山找不到绕出去的路。每次失望之后带来的失落感，都会让我觉得压抑，却又无从述说。”
谁在为生育割让自我
吃药、打针、取卵、移植，通常就诊女性的一个治疗周期为1.5个至2个月，她们首先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是对抗时间。这时，距离徐恩来北京治疗已一年半了。
生育的不确定性已严重影响了她的工作和生活，即使公司再善解人意，让徐恩停薪留职安心备孕，她也无法再开口说出请假二字。正好丈夫工作调动回苏州，分居两地不是长久之计，在这个契机，她决定辞职。年底，她离开了那个自己奋斗过十几年的职场。
在这个时代，“男女平等”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社会共识。但当大家走出象牙塔，走上社会，走进婚姻，徐恩却发现自己无法摆脱来自职场、婚恋和生育三者的角力。
医生们对这点感同身受。“我一般会提前到早上7点半开始看诊，让那些在南京工作的患者做完检查就可以回去上班。”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高彦宁可延长自己的工作时间，也不愿意看到很多女性因为生育，放弃自己的工作。“我想告诉她们，生育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她们不应该为了生育让自己被‘社会边缘化’。”
在高彦看来，无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迫决定”，生育对小家庭来说还有另一个复杂的背面：男性和女性在其中的角色、权利或义务，无法用一杆秤精准衡量。
离开职场，徐恩说自己“舍不得，但没办法”。离职那天她请同事在公司附近吃饭，却没再回办公室看一眼，最后剩下的一点东西都是同事帮忙收好拿给她的，她的大部分物品早在一次又一次的请假中，陆陆续续拿走了。
“徐恩姐，别着急辞职啊，你就去慢慢治，生了宝宝回来我们继续跟着你。”同事的挽留虽然暖心，但徐恩知道，人生的转向已不可避免。因为生育暂时放下的自我谁来修补？日后还能不能重回职场，和以前一样独当一面？只怕谁都给不了徐恩一个明确的答案。
就连徐恩自己，也无法厘清“爱孩子”和“爱自己”是相同命题还是不同选择。辞了工作，回到丈夫老家南京，在下一份工作的空当期里，徐恩想，要不要再试一次？就最后一次。
“我和丈夫达成共识，这次如果不成，就接受自己没有孩子的事实。不能为了孩子，完全失去自己。如果实在喜欢小孩，以后可以领养。”
医生其实见多了因为孩子影响夫妻感情的案例，高彦告诉记者，甚至有夫妻带着离婚协议书到诊室等待移植是否成功的结果。
但幸好，徐恩在这方面算个“幸运儿”，丈夫的支持给了徐恩很大慰藉。他总是和徐恩说：“没关系，如果没有孩子也没关系，我们两个可以过得很幸福很好。”
这次不奔波了，就在家门口治，她来到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一次性取了10颗卵子。第一次移植，仍是失败。
“奇怪了，明明胚胎外形看起来很健康，失败的原因在哪呢？”徐恩的主治医生建议她重新做全面检查，并尝试第三代试管技术。
不同于一代试管，只通过外观形态判定囊胚健康程度，这次他们提取囊胚外周的细胞做基因检测，发现10个囊胚中只有2个在基因方面是过关的。这让徐恩大为震惊，以前竟然做了很多无用功。
再进一步检查，徐恩的免疫方面竟然也存在问题。细查下来，原来一直没被发现的这些问题，才是最核心的。“就好像以为自己提着水桶去打水，最后发现拿的是竹篮。”徐恩想起还是忍不住感慨，要不是医生细心“复盘”发现了这些问题，她可能会“一错再错”。
找到症结所在对症下药，徐恩又开始了大把吃药、频繁打针的日子。她随手从柜子里拿出满满一袋子剩下的药和针管，“这是*体酮注射液，利于胚胎着床的。这是那屈肝素钙注射液，抗血凝的。雌二醇，一吃就要20多天不能停……”
袋子里还有不少粗细不一的针管，针也要自己打吗？“那可不，有的打肚子，有的打腿上，还有的是屁股针。”说话的时候，徐恩还不断摩挲着肚子和大腿，几百针打下来也久病成医，“对自己下手”眼睛都不眨。
谁在制造生育焦虑
这次移植后是背水一战，徐恩说自己走进手术室的步伐都更“悲壮”了一些。
“今晚回家吃点什么好吃的啊？”“给你推荐一家店呀！”移植前为了舒缓徐恩的心情，护士赵静总爱跟她“东扯西扯”。
赵静是徐恩在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做试管以来，和她接触最多的一名护士。“你会觉得，这对夫妻这么温和，做他们的宝宝一定很幸福。上天如果不给他们一个孩子，真的有点残忍。”赵静告诉记者。
这些陌生人带来的感动其实一直围绕着徐恩。她还记得有次手术结束后，她坐在一边休息，看到清洁工阿姨进来本想赶紧起身离开，结果阿姨立刻按住她叮嘱：“再休息会儿，不耽误我清理，姑娘祝你好‘孕’。”
徐恩的手机里，还有三四个“病友群”，医院等待检查结果和大家闲聊时被拉进去的。“翻滚吧BABY”“好孕帮”“子辉群”，从群名就看得出来，这些群承载了备孕妈妈们多大的期盼。
人类的悲喜在这里无比相通，她们都是社会里的极小个体，却承担着家庭繁衍生息的重任，她们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每天期盼着自己怀孕。似乎，怀孕成了她们目前最大的目标。一旦有人报喜“怀上了”或“生了”，群里还会跟着一溜烟地发“接好孕”，求个好兆头，不管平时多理智的人，这时候都相信“孕气”是会传递的。
移植后的第9天，和每次一样，徐恩拿出早早孕试纸。竟然在上面看到了浅浅的红色！第10天，再测，颜色更深了一些！徐恩把试纸拍给赵静确认，赵静回了两个字：成了。
在一天天加深的颜色中，徐恩和丈夫又期待又忐忑。终于熬到第14天，她和妈妈、医院验血。特意比平时起得更早，7医院。9点报告单出来，医生把结果告诉她，“恭喜啊，怀孕了。”
好像中了头彩不敢相信一般，回家的路上徐恩整个人都是“飘忽忽”的。丈夫满脸都是激动，妈妈也跟着在一旁偷偷抹眼泪。
一直闷着头“冲刺”，闯过终点线后，徐恩的生活看似更平静了，同时又打开另一新世界大门。徐恩家里，沙发上一本页的《育儿百科》已看了快三分之一，随手翻开都是她标注的划线和折页。客厅的落地窗前，阳光最好的位置，晒衣架上正挂着新买回来洗过的小毛巾。
孩子爸爸亲手洗了孩子全部的衣服、床单、被罩、纱巾布，从不假他人之手。人高马大的父亲，攥着比自己手掌大不了多少的小衣服，边清洗边哼歌。每当看着丈夫宽厚的背影在洗手台前微微弓着，徐恩总觉得之前的痛苦恍如隔世。
徐恩在试管这条路上“毕业”了，但试管婴儿是所有不孕不育者的救命稻草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今的试管婴儿成功率虽可以达到30%-60%，比起早些年已有很大的进步，但也意味着还有很大一部分人正在漫漫求子路上踽踽独行。
“很多患者明明身体可能没太大问题，通过治疗、调养，努努力能自然受孕，她们却像点菜一样来了就喊着‘我要做试管’。”高彦对一些患者的行为感到无奈，同时她也理解她们孕育一个孩子急迫的心情。更让高彦觉得无奈的是，不少人全家齐上阵，婆婆甚至会偷偷来问“试管的孩子是亲生的吗？”有的患者拿着网上四处搜集来的说法，一一质问。焦虑的情绪因为“不了解”，被越烧越旺。
作为一个医生，高彦觉得自己“治病”重要，而“治心”更重要。她的看诊习惯是，首次面诊一定要夫妻双方都在场。“这不是一个人的事，夫妻双方必须要彼此配合与理解。”
在高彦的办公室，摆着不少绿植、鲜花，周围的墙面也是粉色的。其实高彦并没有时间养花，摆放这些就是为了患者能有一个舒心的环境。
“心态直接影响患者的身体。”过度焦虑会影响患者的睡眠状况、内分泌状况，以及精子、卵子的质量，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高彦有时会建议特别焦虑的患者寻求心理疏导。她说，“医生能做的其实就是陪患者走一段路。也许我不能让患者成功抱一个孩子回家，但至少能让她们在回想起这段艰难的日子时，没有那么残酷。”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蒋明睿王静